全臺灣總人口數約為2300萬人，但是你知道嗎？臺灣憂鬱症人口突破百萬，成為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根據衛福部統計數據顯示，臺灣罹患憂鬱症的人數約有200萬人，其中罹患重度憂鬱症的患者佔5.2%，人數大約落在125萬人；若從全球統計數據當中來看，女性憂鬱症患者的人數為男性的2倍，據臺北市珍愛扶輪社以及肯愛社會服務協會的調查結果，1117份有效問卷當中，約有24%的女性有憂鬱傾向，換算下來每4名女性當中就有1名飽受憂鬱情緒困擾。（延伸閱讀：從巨星殞落事件重新看待憂鬱症，企業也應重視員工身心打造幸福企業）
女性憂鬱，因為女性比較脆弱？
女性罹患憂鬱症的機率高於男性，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從諸多研究結果中都得以驗證，過去認為此情形的發生可能來自於以下幾點：
1.「人為」的因素
當男女同樣面對到憂鬱的情緒或症狀，女性比起男性更願意尋求幫助，例如進行諮商等，這就導致從圖表與數據上來看（如圖一），女性治療憂鬱症的比例高於男性，因此得到女性罹患憂鬱症的機率大於男性的推論。
2.與生物構成有關
從生物醫學的觀點來看，男女生理構造的迥異，是造成女性高機率患有憂鬱症的主要原因，除了基因上的差異（如X染色體），另外還有激素與荷爾蒙的差別，舉例來說，女性在月經前夕及生產的過程中，都是激素和荷爾蒙極度不穩定的時期，這就解釋了經前症候群（PMS）與產前憂鬱症（Antenatal Depression）的出現。
3.社會支持論點
傳統社會支持的論點，認為比起男性，女性在面對相同壓力時的反應症狀強度更高，主要來自於女性能夠獲得的社會支持相對較低，舉例來說，研究發現家庭主婦有高比例患有憂鬱症，原因來自於她們在經濟上的無助、必須依賴丈夫等，導致她們長期處於自卑的心理，最終演變成憂鬱症；或者在職場上，女性是選擇工作還是迫於需要而工作；女性是選擇生還是不生小孩、選擇要還是不要步入婚姻，從這樣的歸因分析，可以看出舊有的社會支持論點，將女性憂鬱的原因歸咎於女性自身的選擇，並將其視為「個人」層次的問題。
4.表達方式的不同
面對相同的負面事件，男女在表達痛苦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女性以憂鬱症狀表現自己的情緒，而男性則以其他形式，例如對物質的依賴等方式回應。
從生物醫學模式到社會模式
近年來，對於健康的定義已不再僅侷限於生理上的健全，而是必須包含心理健康，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亦修正了過去的宗旨，將原先強調的精神醫療服務改為「政府須提通以社會為基礎的心理健康方案和社會照護服務」，健康的觀點已經從醫療模式進入到社會模式（郭淑珍，2022），後進的研究也指出，心理健康和個人的社經地位有關，而社經地位的形成與建構並非單一因素決定，意即心理健康無法簡略的以一種歸因或者生物的構成一言以蔽之。
隨著醫療技術的蓬勃發展，使生物性的精神醫學成為討論心理健康議題的主流（郭淑珍，2022），想像一下這個場景，當我們聽到一個人患有憂鬱症等精神疾病時，是否會下意識的「關心」其是否有接受治療呢？隨時間的推移，如今對於憂鬱症的分類五花八門，生物醫學盛行的穹頂之下，講求的是「對症下藥」，我們對憂鬱症狀進行細膩的劃分，什麼樣的憂鬱症就應該服用哪些藥物，但對於造成婦女們高機率罹患憂鬱症的社會因素及其生活經驗的探究卻少之又少。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的研究對於舊有的社會支持論點已做出修正，例如前述提及的家庭主婦的憂鬱症，被認為和家務工作的內容有關，家庭主婦每天長時間處理重複的家務，有時還必須面對各式各樣的突發狀況，並且長期為了處理家務而待在家中，造成她們與社會出現隔閡；國內外許多研究針對產婦的憂鬱症進行探討，除了過去我們認為有了孩子之後帶來的生活與人際關係劇變造成女性憂鬱，更多的是現今社會對於「母職」的高度期待，也就是所謂的母職神聖化（Nicolson,1986）。（延伸閱讀：最好的母親節禮物：打破傳統性別刻板印象，去除偏見定義多元性別角色）
這種對於母職的期盼，在日常生活裡隨處可見，例如在餐廳吃飯時，看到隔壁桌的孩子不斷大聲哭鬧影響其他用餐的客人，人們會去指責孩子的母親：「那個媽媽是怎麼教小孩的？」卻不會要求父親去執行親職的角色，造成「母親」這個社會角色淪為壓垮婦女心理健康的最後一根稻草；除此之外，在面對婦女憂鬱症的議題時，過去的論點常犯了著眼於眼前的錯誤，也就是認為造成婦女憂鬱症的原因，必定和她近期的生活經驗有關，但是已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當婦女曾經在小時候遭受到性暴力、性侵害、性虐待等處遇，都和憂鬱症有強烈的相關。
因此，我們僅能將憂鬱症視為女性對其生活情境做出的一種回應，如果專業照護人員沒有跳脫精神醫學的思維模式，只是單純告知患有憂鬱症並以開藥處理，實際上無法真正解決問題（郭淑珍，2022）。
近期興起了公共衛生觀點的心理健康，意即「經由有組織的社區力量、社會資源與法律規章，增進並維護個人與社會群眾的心理健康。」（郭淑珍，2022），時間回溯到80年代的英國倫敦，Sue Holland就曾針對某格多文化社區進行一個十年計劃，計畫的對象是患有憂鬱症的黑人婦女，希望透過該計畫的執行，讓婦女從受害者、被動的角色，轉變為參與計畫相關活動的主動者。
計畫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從一對一諮商到團體心理治療，最後在以教育的方式討論婦女們共同面臨到的問題，希冀以批判教育及權力增長（empowerment）的方式讓婦女們「覺醒」，最後達到大家一起行動，改變社區周遭學校、醫療院所等機構，建立健全的社會支持網絡。
SDGs永續發展目標促進性別平權與健康福祉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當中的SDG 3以及SDG 5，分別對應「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與「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期望能夠創造更美好的社會，在SDG 3此項目標當中，計畫在2030年前透過預防、治療及促進心理健康與福祉，將非傳染性疾病導致的過早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而SDG 5當中則提及，應該透過提供公共服務、基礎建設與社會保護政策，認可並重視無償的照護和家務工作，並依各國國情，推動家人應共同分擔家事責任（天下雜誌，2024）。（延伸閱讀：想要成為綠領人才，你必知的SDGs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比較、結論與反思
首先，我們探討了過去與現在對於女性憂鬱症歸因的分析，可以發現過去的觀點常以生物醫學的模式解釋，即便討論到社會支持的觀點，也僅以微觀與個人的層次探究，更多的是將康復和照護的責任歸諸於個人和家庭等（郭淑珍，2022）；而修正後的觀點，則主要探討造成女性憂鬱症的整體社會結構，採取一種更為宏觀的分析角度，焦點不再僅關注女性的自身選擇，而是整個社會環境加諸於女性身上的不平等。（延伸閱讀：世界經期衛生日，帶您了解月經貧窮、月經污名、月經不平等與台灣月經平權解決措施）
在文章的最後介紹了以社區介入的方式改變婦女所處之社會環境，值得我們反思的是，倘若在團體中有婦女無法「覺醒」，例如她無法培養出自身的批判能力，我們是否會在某種程度上認為其無法改變乃是她自身的問題？這樣是否又回到一開始將憂鬱歸因於婦女的個人因素？
而回顧臺灣，雖然政府部門與相關機構陸續致力於推動社區介入模式的發展，然而路途相當坎坷，相關心理衛生中心的設置、研究與主軸仍脫離不了臨床醫療、諮商的重要性被低估、以及民眾對心理衛生的認識有落差（姚卿騰，2015），而顯然相關部門並未做好宣導的工作，因此，若要讓社區介入模式順利推動，可以從你我做起，目前臺灣民眾對於健康的認知，仍偏向生理層面（姚卿騰，2015），如果我們能將正確的心理衛生觀點傳達給周遭的親朋好友，也許能夠一點一滴改變大眾的傳統思維，最終達到滴水穿石的作用，使社區介入模式不再只是紙上談兵。
（本文作者：高瑀婕）
參考資料：
1.天下雜誌｜SDGs 目標3｜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2.天下雜誌｜SDGs 目標5｜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3.HEHO健康｜全台每4位女性有一人憂鬱！公布三大主因與好發年齡，別再用錯誤方式陪伴女性
4.中央廣播電臺｜8.9%國人有憂鬱症 醫師：就診率不到3成
5.護理雜誌｜臺灣社區心理衛生政策回顧、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姚卿騰，2015）
6.人文社會與醫療學刊｜公共衛生觀點的心理健康：以婦女的憂鬱症為例（郭淑珍，2022）
7.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Depression in Women. （Paykel E.S., 1991）
8. Wilkinson S eds. Feminist Social Psychology: Developing Theory and Practice.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Developing a feminist approach to depression following child-birth.（Nicolson P.,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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